他师从著名针灸学家朱琏，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随团医生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他从医71年，91岁高龄仍坚持在临床一线。

戴玉勤：针艾一生暖杏林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科的针灸室里，都能见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他穿着洁净的白大褂，轻柔地拿起银针，透过自制的铜针管，精准地刺入患者的穴位，再施以巧妙的捻转手法……整个施治过程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若非亲眼所见，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已年过九旬的医者，他就是宁夏中医界的传奇人物戴玉勤。

北上求学，名师启蒙入杏林

戴玉勤，原名陶国秀，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有4位哥哥和1位姐姐。戴玉勤的大哥陶希晋曾就读于中央大学法学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1930年与同乡医生朱琏结为伉俪。

1951年3月，已中学毕业的戴玉勤与两位同乡计划北上求学。由于路途遥远，到北京时许多学校已开学，戴玉勤遂改变计划，跟随大嫂朱琏（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副局长、妇幼卫生工作大队针灸小组负责人）学习针灸。在朱琏的亲自传授下，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戴玉勤很快掌握了针灸疗法，并开始参与高干门诊的针灸临床工作。1951年，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成立，朱琏兼任实验所主任，戴玉勤留所任职，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针灸疗法实验所并入卫生部直属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戴玉勤主要承担针灸临床工作。多年的历练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位医术精湛的针灸专家，1957年11月他作为随团医生，跟随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还曾受中央保健局的派遣，给时任苏共中央重要领导人米高扬进行针灸治疗。

1958年，戴玉勤参加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第二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对中医学进行系统学习。结业后戴玉勤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教研组工作，期间跟随程莘农、杨甲三等名医学习，坚持临床诊疗实践，医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植根西北，塞上良医济苍生

1961年，对戴玉勤先生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已调任宁夏卫生厅厅长的李森同志（曾任中央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出差回北京，特地找到戴玉勤，动员他到宁夏工作，以支援西北医疗卫生事业。当时戴玉勤在北京已成家并生育两子，工作调动十分不易，但想着组织需要，他便毫不犹豫地带着家人从北京来到了当年缺医少药的宁夏。现在回忆起当年做决定的那一刻，他总是打趣地说：“我是南方人嘛，爱吃鱼和大米，宁夏虽然在西北，但是又有水稻、又有黄河大鲤鱼，就把我吸引过去了。”而这一“吸引”就是60年。

在宁夏工作后，大哥陶希晋曾建议戴玉勤到广西随朱琏共同建设针灸所，当时调令已到宁夏，但面对宁夏医学落后的状况和主管领导的挽留，他最终选择了坚守宁夏，积极投入到西北卫生事业建设发展的热潮中。他先后组织创建了宁夏医学院（现宁夏医科大学）中医教研室、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任中医教研室副主任、中医科副主任等。当时的教学条件有限，一个大教室有近两百名学生同时上课，为了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清晰看到针灸的手法和穴位，戴玉勤专门联合学校电教室录制了针灸电教片为学生们授课，使学习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该示教片也获得了学校的教育成果奖。

1979年，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宁夏地区共选派4位代表参加，戴玉勤作为中医针灸代表出席，返回宁夏后，他参与组织筹建宁夏中医学会、宁夏针灸学会，担任学会副会长等要职，有力地促进了宁夏地区中医学术的发展。通过长期坚持临床一线诊疗，紧抓教学培训工作，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等，戴玉勤以实际行动为宁夏人民群众服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为宁夏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援助贝宁，中国神针誉四海

1983年，中国第四批援贝宁医疗队整装待发，53岁的戴玉勤不惧万里征程的艰辛，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远赴西非国家贝宁，积极开展医疗工作，为当地群众、政府官员及外交使团诊治。他精湛的医术、显著的疗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神针”。

援贝期间，尼日利亚驻贝宁大使的夫人得了“尿崩症”，夜尿六七次，白天也因尿频而不能参加公务活动，十分痛苦，曾前往意大利、法国等地求治均无效，后经中国大使介绍求诊于戴玉勤。在详细了解患者情况后，戴玉勤决定采用针刺与艾灸结合的方法治疗，前后仅施治3次，大使夫人的顽疾告愈，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戴玉勤还曾用针灸治好了一位美国驻贝宁的使馆工作人员及他妻子的腰痛病，这位美国友人因此对针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申请跟随戴玉勤学习针灸，成为针灸的国际爱好者和推广者。在贝宁期间，戴玉勤还曾开展针灸麻醉甲状腺切除手术，以事实证明针灸麻醉对外国人员同样具有明显效果，使当地友人对中国针灸疗法深为叹服。

1985年，为期两年的援贝工作告一段落，戴玉勤即将回国，贝宁代理总理、外国友人等都来为他送行，表示非常希望他能继续留在贝宁工作。他说：“如果领导安排我在医疗队工作，我还会再来的。”

大医精诚，淡泊谦和仁者寿

1991年，戴玉勤已花甲之年，退休赋闲的他在家人要求下，也曾打算过起闲云野鹤、颐养天年的生活。他曾短期南下，回到故乡探亲访友，为当地群众诊病。返宁后，又被老同事邀请回院。

戴玉勤回忆说：“原来科室有13位针灸医生，当时退休了几位，病逝了2位，其他都调走了，科室没有针灸医生了。医院需要我，病人需要我，只要能为病人解除病痛，我心里就很踏实。”所以他又返回了临床岗位，作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科的返聘老专家，他坚持每个工作日上午来门诊。虽然早已是中医名家，但为了让贫困的患者也能享受到“简便廉验”的专家门诊，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只挂普通号。针灸室主任智春宁说，直到近两年，戴玉勤才同意医院在每周二、四上午开设专家号，以减轻其门诊负担。

前些年，戴玉勤刚做完白内障切除手术，休息不到3天，他又出现在诊室里，他说：“只要身体情况允许，我就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多为社会作一点贡献。”朴实无华的话语折射出一位苍生大医的仁心仁术。

如今戴玉勤已经91岁高龄了，问到养生秘诀，他笑了笑说：“没什么秘诀，我只是爱喝茶，不爱喝酒，年轻时常游泳、常跑步。”看着他杯中的香茗，感觉他的人生亦如一杯茶，温暖清香，微苦中带着回甘，平淡中彰显仁者的智慧。

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已71年，戴玉勤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临床上尤其擅长对神经、消化、内分泌和泌尿系统疑难病症的治疗。上世纪70年代，他曾参加国家针麻重点课题研究，深入手术室工作两年，积极开展针麻甲状腺切除手术和针麻输卵管结扎手术临床研究，研究成果分别获得了卫生部全国医药卫生科技甲级成果奖、全国（部级）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近年来，他又攻坚克难，重点开展外伤性截瘫、脑外伤后遗症的诊疗工作，并积极探索针药结合美容疗法等，取得良好疗效。

戴玉勤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常常教导学生要做到“德在技前，利让德渡”。他十分关心青年中医的成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术经验传授给学生。言传身教，身行一例，胜似千言，其学生陈炜说：“老师对待年轻人十分有耐心，如沐春风，从没见过他皱眉头，总是对我们耐心教导。”

十几年前，曾有一位母亲抱着四处诊治无果的脑瘫患儿求诊于戴玉勤，经过其连续4年的悉心调治，孩子9岁时可以正常行走了，这位母亲每年都会带着孩子来感谢他的“救命恩人”。陈炜说：“当时科室没人敢接这样的患儿，戴玉勤老师用他的仁心仁术，给了我们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实践课。”

毛主席曾对朱琏说过：“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作为朱琏的传人，作为一名66年党龄的老党员，戴玉勤时刻铭记毛主席的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九旬高龄的他仍在临床一线积极践行着传承中医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杏林春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